从“性解放”到“贞女时代”

　　近日，浙江大学开办了“婚前守贞培训课”。一石激起千重浪，贞女培训的舆论涟漪持久不散，人们不禁要问：多元社会呼唤贞女时代，是矫治性泛滥的返璞归真还是压抑人性的禁欲复辟？

　　回答这个问题，美国最有发言权。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性解放”伴随“女权主义”而鹊起。这种以放纵身体为代价的主流思潮和社会实践，使官方不由自主地围绕“身体是自己的，性也是自己的”而做出极端的性诱导式政策设计。

　　性解放思潮风靡美国20年左右，一些美国人虽然在肉体和精神上获得了极端的放纵和刺激，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无尽的困扰。据统计，美国每年有84万少女成为未婚妈妈；性病,艾滋病也随着性滥交而蔓延。

　　残酷的现实，促使美国社会反思极端的“性解放”。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民间组织首先在一些学校开展纯洁的性教育实验，继而是青少年对性纯洁自觉的响应，曾有20万青少年在白宫前草坪宣誓恪守性纯洁。进入新世纪，美国开始出现颠覆性解放的“新女权运动”，以纯粹时尚的“淑女化”扭转希尔顿、布兰妮等一帮“坏女孩”的影响。美国作家沙利特认为这是对“纵欲时代的矫正。”畅销于性解放时代，堪为性泛滥“精神”的《》老板也不得不减少一点“”，增加一些“可读性”。没有处女情结的美国社会也出现了流行的快餐式畅销书——《处女是婚姻中比较好的爱人——我准备等待》。布什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禁欲革命”，打造“贞女时代”。在美国国会批准的2005年预算中，就有1.7亿美元的联邦“禁欲”基金。

　　中国处于激烈震荡的社会转型期间，在信息开放和对接全球化的语境下，青少年逆反传统价值观，同样面临着美国“性解放”的隐忧萌芽。1995年的调查显示，京、津、沪中学生的婚前比例不过4%左右，大学生有性经验者不到10%。最新调查显示，各地在校大学生发生的比例已经达到40%左右，中学生发生婚前的比例也有逐年上升之势。女孩未婚先孕、人工流产，青少年成为性病、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也已凸显。由于中国10-21岁的青少年约2亿人，20%的“不安全”就将导致超过美国数十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青少年的还在可控范围之内的时候，通过婚前守贞的启蒙引导还是很必要的。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守贞的传统，类似浙大那样含蓄生动的启蒙，很容易就能唤醒年轻人的传统廉耻意识。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文化回归“贞女时代”对中国青少年也有倒逼作用。

　　可见，中美两国在引导青少年婚前“禁欲”方面存在着交集——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性的自由不能危害社会机体和背离公共道德取向。

　　从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分析，人类的性总面临着“禁欲——性自由——再禁欲——再次性自由”的轮回属性。古希腊圣哲柏拉图推崇精神恋爱，认为肉体的结合是不纯洁的肮脏的，但古罗马则流行泛交；中世纪，罗马教廷严苛禁欲达到了变态地步，文艺复兴则成为矫枉宗教禁欲的不二手段；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贞女时代再次来临，但又被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所颠覆。中国亦是如此，虽然孔孟皆将“男女”和“色”视作“饮食”一样的本能，但儒家思想一旦固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教，即可将性隐秘为“人伦纲常”，给女性套上诸如《烈女传》、《女诫》、《女则》、《女论语》、《女学言行录》之类的贞烈紧箍咒；宋明清理学兴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但此时恰恰也是民间性自由的时期，宋元话本、明清艳俗小说对的追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地球村时代，无论中西，都要打破不同时期的性取向“之”字型走向的极端怪圈，垒筑符合全人类普世价值的观。因此，打造现代“贞女”，既非是使女孩们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也不是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的贞烈女，而是为了唤醒青少年的自律意识，推行健康的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