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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卫健委发布修订版《四川省出生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放宽了以婚姻为由办理出生登记的控制。虽然卫健委强调“取消登记人是否已婚的控制”，是为了“把出生登记的核心转向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回归到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的本源上来”。

但此次修改却引发了舆论热议，其中，这种片面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取消登记对象是否已婚的控制”就是鼓励未婚生育。

1、为什么会出现“非婚生​​子女”现象？

不论相关观点是否准确，“非婚生子女”话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人们的常识中，生育行为与婚姻关系密不可分。按照世界各国的婚姻规范，**在成为父母之前一直都是已婚状态。如果**在结婚前生育子女，子女和父母往往会承受污名、压力和歧视（Davis & Friedman，2014）。早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非婚生子女的父亲不仅没有子女的监护权，而且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也受到区别对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大多数欧洲才普遍废除区分父母或非婚生子女的法律规定（Cherlin，2020：63）。

法律规定变化的背后，是西方社会“非婚生”现象的大规模涌现。1950年，美国社会中只有不到4%的婴儿是非婚生，30年后的198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六分之一（Cherlin，2020：68）。到2003年，美国所有新生儿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婚生（Cherlin，2020：68）。估计显示，美国约有40%的新生儿是非婚生（Child Trends，2016）。在经济和文化相对多元化的，如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法国、冰岛、斯洛文尼亚、挪威和瑞典等，非婚生比例普遍较高，有些甚至高达65%（冰岛）（Haub，2013）。

上述和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为何不断上升？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非婚生子女比例由已婚女性比例、已婚女性生育率、未婚女性生育率三个因素决定。近半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的结婚率普遍呈下降趋势，**初婚平均年龄越来越高。在美国，2016年女性结婚年龄中位数为27.4岁，高于1990年的23.9岁（Wildsmith，2018）。这也意味着，在女性较有可能生育的年龄，已婚女性却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也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非婚生子女的统计中还包括非婚同住家庭所生的子女。 同住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流行，间接提高了未婚女性的生育率。

非婚同住是指**双方共同生活、抚养子女，但没有登记办理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登记的一种生活方式。近多年来，美国社会婚前同住的比例迅速上升。在25-29岁的美国女性中，有同住经历的比例从1995年的49%上升到2011年至2013年的73%（Smock，2020），而在1965年至1974年间，这一比例还不到10%（Smock，2000）。换言之，非婚生子女比例的上升更多的是由于非婚同住。数据显示，美国非婚同住母亲所生子女的比例从1980年至1984年间的6%上升到2010年至2014年间的26%（Smock，2020）。 2006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未婚子女中，58%出生于未婚同住家庭（Wildsmith，2018）。同住现象流行的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西方发达工业，还存在着种族、教育、社会阶级和世代的差异（Smock，2020）。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同住不再是通向婚姻的垫脚石，而开始充当婚姻制度本身的替代品。

同住未婚生育现象的出现也与社会观念的转变、女性地位的提高有关（Wildsmith，2018）。过去，很多未婚怀孕妈妈结婚是因为她们可能因未婚生育而面临歧视和污名化。而如今，在很多，包括发达和发展原中，舆论开始对同住未婚生育持更加通达的态度，尊重个人的婚姻生育选择；其次，随着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相对更加自立。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入学和毕业的人数已经超过男性，这使得女性即使离开婚姻，也有经济能力自立抚养孩子；较后，在一些发达工业，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发挥了社会功能，为有子女的未婚女性独自照顾孩子提供了靠谱网。 以德国现行2021年版社会救助**（哈茨IV）为例，对符合救助标准的单亲家庭，当局为单亲父母提供较高的每月现金救助标准（约535美元），其子女的现金救助标准也根据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339美元到428美元不等），并允许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标准。

2. 人类的婚姻制度正在崩溃吗？

“非婚生子女”数量变化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婚姻生育观念和行为的剧烈变化。由此引出“非婚生子女”热议背后的真确问题：人类的婚姻制度是否正在崩塌？针对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非婚生子女激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提出了“婚姻去制度化”的激进论断。在切尔林看来，尽管婚姻在象征层面依然重要，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正在衰落（Cherlin，2020：62）。“去制度化”在这里指的是婚姻社会规范的弱化（Cherlin，2004：848）。 简单来说，过去关于婚姻生活的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禁忌或认知，包括婚前同住、婚前、婚前生育、同性婚姻、离异、婚姻的必要性等，现在都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切尔林看来，随着情感价值和自我认同日益成为个体的核心需求，婚姻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人选择而非需要品（切尔林，2004：853）。

谢林的论证以美国社会为背景，很快被不同学者用来分析其他社会的婚姻生活。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德博拉和萨拉·弗里德曼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大陆和香港）和台湾也经历了婚姻去制度化的转向。晚婚、离异、婚前、婚前同住等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十分少见，但现在却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作者认为，改进通达以来，人们对婚姻的不同反应反映了原社会婚姻制度本身的根本变化（Davis & Friedman，2014）。

但关于原社会婚姻去制度化的说法也存在争议。近期，学者李婷等（2022）基于2021年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原大学生婚育观调查发现，原大学生婚育观并未出现明显的去制度化现象，体现了对婚育的期待：超六成大学生将婚姻视为人生选择，超八成大学生期望生儿育女；尤其在非婚生育问题上，绝大多数受访者将婚姻视为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少有6%的年轻人接受非婚生育，远低于对不结婚、丁克等其他非传统婚育行为的接受程度。

有趣的是，切尔林较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重新审视他16年前提出的“婚姻去制度化”命题（Cherlin，2020）。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关注不同群体之间婚姻去制度化的程度，发现明显的种族和阶级差异。与白人群体（不包括西班牙裔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的非婚同住发生率更高；另一方面，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庭更以婚姻为中心；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尤其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来说，他们结婚的可能性更小，非婚生子女的可能性更大，亲密关系（包括婚姻和同住）的解除率更高。2010年至2014年间，40岁以下没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中，大多数（55%）的生育发生在婚外，而同期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2%。 换言之，婚姻去制度化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级差异。对此，切尔林（2020：76）指出：“如果‘婚姻去制度化’这个短语适合任何地方，那就是这里（美国社会下层阶级）。”然而，《美国社会学年鉴》较近发表的一篇评估美国人婚姻去制度化的文章对切尔林对婚姻去制度化背后阶级差异的解释提出了质疑（Robbins et al.，2022），这也意味着关于婚姻去制度化论证需要从长远角度进行考察。

3. 婚姻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吗？

话虽如此，人们对非婚生子女较主要的担忧还是在非婚生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是否会面临不利影响。有研究发现，与已婚父母所生的孩子相比，非婚性所生的孩子从出生起就存在一些健康劣势：比如婴儿体重较轻、早产和婴儿死亡率较高；这种影响还可能影响到儿童早期社会化阶段：与非婚生父母所生的孩子相比，在已婚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健康水平、认知能力和行为表现——而在成年后，与非婚生子女相比，已婚父母所生的孩子收入水平和就业率相对较高，非婚生率和犯罪率较低（Torche & Abufhele，2021）。这种因父母婚姻状况不同而导致的孩子表现的差异被社会学家概括为“婚姻溢价”。这里的溢价指的是婚姻的选择性（如门当户对）以及婚姻本身的主动效应。 为什么孩子的一系列健康和社会地位指标会因父母婚姻状况的不同而不同？这里面的机制可能很复杂。近期研究发现，婚姻制度可以改善女性孕期的心理健康，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工具和情感支持，减少女性孕期不好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等），从而带来更好的分娩结果（Torche & Abufhele，2021）。

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非婚性群体与已婚性群体之间存在一些不可观察的差异，单纯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可观察的个体特征是远远不够的，这可能导致婚姻溢价效应的估计出现偏差。此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婚姻制度也可能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未婚妈妈在一个对“非婚生”充满污名和歧视的地方长大/生下孩子，那么她/她们很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有研究发现，在非婚生率不同的欧洲，个体婚姻状况对早产危险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Zeitlin et al.，2002）。

近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回应了上述研究不足，发现婚姻不仅对婴儿早期健康有正向影响，而且这种溢价效应还受到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基于1990年至2016年的智利数据集，作者利用跨时间、跨地区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发现，在生育一个以上孩子的母亲中，未婚时出生的婴儿的健康状况在各项指标上相对较差；另一方面，在智利非婚生育率较高的地区，非婚生婴儿的健康劣势相对不明显（Torche & Abufhele，2021）。换言之，在针对非婚生育的污名化和歧视文化更严重的地方，个体的非婚生育更有可能对孩子产生更的影响。这时候，**干预和社会支持就尤为必要。

4.回到原现实：保护非婚生儿童及其父母的权利

在原社会，由于自1950年代起实行严格的户籍**，以及198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非婚生育并不常见。有学者估计，1993年内地非婚生育的估计值约为5.6%（Davis & Friedman，2014）。但考虑到当时的漏报现象和登记制度的滞后，这一数值可能被低估。但与香港同期的4.3%相比，这一数值也较为接近（香港法律改进委员会，1991：4）。早期的非婚生育现象主要包括婚外生育、事实婚姻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而未婚生育。 例如，我在广东农村调查中越跨境婚姻现象时发现，大多数越南女性是上世纪 90 年代被拐卖到当地生育的。这种没有在当地民政系统合法登记的中外事实婚姻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不为《新婚姻法》所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孩子无疑将属于“非婚生子女”群体，面临公民待遇受损（上学、就医、出行，甚至入户都困难）和污名化的困境。

早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籍人员落户问题的意见》就试图通过“补办”的方式解决非婚生子女落户控制，此前更多依靠地方**灵活运用、人口普查后补办。但有学者指出，这一《意见​​》并未得到广泛有效落实，《意见》并未明确免除**外生育或非婚生子女的罚款（高碧野，2019）。随着2021年三孩**的实施，以非计划生育罚款为主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也正式取消，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如果把此次四川《管理办法》的修改放在“放开”生育**、“修补”特定群体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就会发现这一变化并非是对“非婚生”的鼓励，而是对此前不恰当的控制性**的修正，更是对《民法典》首先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等的权利”规定的贯彻落实。

此外，如现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婚生儿童确实面临一些可能伴随其一生的不利影响，尤其这种影响会因特定的社会环境而被放大。舆情的改善主要依赖于外生的**干预和引导。对于而言，需要为每一位愿意生育孩子的父母提供友善的扶持措施，保障非婚生婴儿及其父母（尤其是单亲妈妈）应有的权利。

作为个体，我们也需要“设身处地”，去同情和理解“非婚生”现象背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减少对非婚生子女及其父母可能存在的歧视。毕竟，在每一个出生、等待喂养的婴儿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童年——他/她不仅是父母的宝贝，更是的栋梁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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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碧野，（2019），“未婚妈妈：原的一个隐性群体”，

[15]. 李婷, 郑业新, 闫雨腾. (2022). 原的婚姻生育已经去制度化了吗?——基于原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的发现与讨论. 妇女研究, 03, 85–102.

[16]. 香港法律改进委员会研究报告（1991），“非婚生子女”，

[17]. 新民日报，（2023），“四川生育登记制度取消婚姻控制，鼓励未婚怀孕生育？当地反应”，*Pz39ZUMEFrrMWkMsu9LXidyAtG6HRIqwmtJjfvr-uY9VlFI8W39HfNNRUWC2icKM36LUxiI7VFe5dQHHd1AeD2khB1VX5c9gcLnxv&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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