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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职业、宗教信仰、国籍、族群或群体身份都会成为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身份标签。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本能地会识别和寻找与自己有某些共同点、对其有一定情感认同的人。在当今这个多元流动的世界，国籍和族群认同似乎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

不同身份认同的人们能否和谐相处？人们之间的共同认同如何建立？不同民族身份认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人们能否相互亲近、相互启发、相互合作？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事实表明，存在差异的群体在互动中既有冲突的动机，也有合作的潜力。人们的身份差异可能会导致裂痕和冲突，但也可能从差异中看到对方的长处，在良性的互动中完善和提高自己，从而促进合作甚至一定程度的融和。

文化差异的人们要想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关键是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能够看到对方的优势和自身的劣势，在学习对方优势的同时努力克服自身的劣势。如果双方在互动中都采取这样的立场和基本态度，就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良性互动，实现“双赢”的结果。

费孝通先生有一句广为传播的名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讲的是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之间良性互动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与之间的互动中，这当然是较理想的状态和互动模式，但现实社会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遗憾的是，西方流行的恶性竞争的“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等意识形态手段和互动模式仍然盛行。

我的身份：牧民、医生、老师

如果要选三个词形容我的身份，个是牧民。我是一名北京知青，1968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牧区工作，在蒙古族生产队放羊五年。第二个是医生。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哪里的教育体系是西方的，和国内的大学完全不一样。第三个是老师。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当了35年老师。

18岁到23岁五年的草原牧民生活对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与蒙古接壤，哪里汉族人很少，牧民们听不懂汉语。北京知青被分到4到6人一个蒙古包，我们组负责放牧2000多只羊。我们住蒙古包，学蒙古语，学习草原上的生活和放牧。

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很热情朴实，对待从北京来的中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牧民老额吉给我们缝制蒙古袍，教我们宰羊、接羔、搬运、剪羊毛等草原上的生活和劳动技能。那些年，我们浑身都是羊的气味，由于每天骑马，我们的腿都变得弓起来，脸上也布满了被太阳晒伤和冻伤的伤痕。回北京探亲的路上，大家都认出了我们是“蒙古人”，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我相信，牧民的身份会伴随这些北京知青一辈子。虽然较后他们都回到了城市，但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他们仍然和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我个人对原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了解，就是从这五年的牧区生活开始的。

我的第二个身份是社会学博士。1982年，我有幸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攻读人口学专业。布朗大学是一所正规常春藤盟校研究型大学，学校的管理体制、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当时国内的大学有很大不同。图书馆完全通达，研究生课程由老师指导学生阅读、讨论。五年的学习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奠定了基础。

答辩结束后，我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研究所，他主持的“七五”重大项目之一就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发展》。回国后我加入了这个课题组，先后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同时，我从1987年秋季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民族社会学》等研究生课程，后来又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我指导的学生来自14个民族。我人生中较后一个也是较重要的身份是教师。

原人身份：

中华文明共同体

现在，欧美各大都有基督教文化传统，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宗教是其文化体系的精神支柱，其宇宙观和社会基本结构的核心是对超然的上帝、基督、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以及对“末日审判”的敬畏，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终其一生忏悔赎罪。伊斯兰教也出自同一神教文化体系，其在身份认同上较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信徒”和“异教徒”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历史上，狂热的宗教思想曾导致对“异教徒”的残酷屠杀。

近代欧洲流行的“进化论”勾勒出从猿猴到人类的进化轮廓。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欧洲人曾将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视为进化阶梯上的“劣等种族”。当我们理解当今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时，“排斥异教徒”和“种族优越论”是两个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

原传统的身份观念，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原先贤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不像欧洲人把自然视为人之外的资源获取对象。其次，与一神论文明相比，原文明体系较重要的基本特征是世俗性。孔子说：“不事人，何以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原人从来没有“异教徒”的概念。较后，在原文化传统内部和周围看人，基本观念是“天下皆兄弟”、“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夷狄之分”，是指道德标准的差异，而不是体质或语言的差异。

书法作品《和而不同》。中新社记者 邹贤 摄

因此，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非无神的世俗主义，既没有一神论文明的“零和结构”和“双重标准”的强排他性，也没有西方基于生理差异的种族主义观念。非无神的世俗主义对内部多样性和外部文化都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性，能够动态地、辩证地理解群体认同的演变。因此，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推崇一神论、僵化地看待生理-语言差异的西方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思想纯粹是一种世俗世界中的俗人道德。与佛教截然相反，儒家思想要求适应世俗世界及其秩序和风俗习惯。归根结底，它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人制定政治规范和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美国汉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吕西安·比伯认为：“原是一个伪装成民族的文明共同体。”费正清在《美国与原》一书中指出：“孔孟之道具有普世性，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原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基本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熟悉经文，并能据此行事，他的肤色和语言都无关紧要。”

因此，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可能在原文化土壤中产生。现在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战争后从西方传入的概念。中华民族既不是以西方封建主义为基础的帝国，也不是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原，是一个人口边界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无论什么民族背景的人，无论说什么语言的人，只要认同和接受原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中央政权朝代如何更迭，原传统文化的血脉一直延续。这是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文化诠释。

过去，汉语中没有“民族”一词。西方身份体系中的“民族”（）概念直到近代才传入原。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原人开始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1905年清朝“废科举制，兴新学”，原新开办的学校教科书，包括历史、地理等，都是直接翻译自日本教科书。当时日本人和欧洲人把清朝管辖的不同部分称为“民族”，称其为“蒙古族”、“满族”、“藏族”、“汉族”等。这些概念在原流行后，有效打乱了原传统的族称，也冲击了原传统的“身份体系”和民族间关系。

使“族群”认同体系在当今原社会凸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建国后在苏联体制和**的影响下所进行的“民族认同”。原已确定了56个“民族”，每个公民都获得了一个“民族”认同。各民族根据人口规模和传统居住地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地方也实施了内容和程度不等的民族优惠**。这种形式认同和相应的制度**的实施，在原社会逐渐形成了新的认同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身份意识体系。

56个民族代表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载歌载舞喜迎国庆。中新社记者 李琳 摄

西方对原社会制度的误解

西方社会总是用自己的文化和思维习惯去解读和预测原，认为“国强必霸”，原强大起来一定会挑战美欧的霸权。这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原文化的传统，也不了解原社会统治集团的定位和人民对统治者的期待。

严复在评论《社会解释》译本时，曾将原皇帝的地位和职能与欧洲皇帝作了比较：“西方的国王只负责做国王”。西方官员的职责有限，民众可以希望帮助解决社会上的许多问题，但没有“问责”的权利。“原皇帝除了做国王之外，还兼任教师。而且他们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因此，也有说皇后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排除对外国入侵的军事抵抗，原辽阔的领土上也时常发生旱灾、水灾、瘟疫、天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朝廷需要承担“顾民”的道义责任。因此，历代皇帝都把治理传统农业区、处理旱灾、安抚百姓作为治国目标。

原的理想世界，正如《礼记》所说：“大道行，天下为公。选贤能之士，重信守义，和睦相处。所以，人不但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孩子，而且使老人有地方住，壮者有地方工作，少年有地方成长，孤寡残病者都有所供养，男子有份，女子有家。货物不舍，所以不必积蓄；力量不舍，所以不必自用。所以，谋事不举，偷盗不作，外门不闭。这就叫大同。”

即便在今天的原社会，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作“父母”。任何一个地区，如果在就业、财政、民生就业、物资供应、灾害救助、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质量、宗教管理、社会保障、道德保障甚至环境生态等方面出现问题，民众就会指责部门失职，官员也会被追责。看来，官员还是“负有天地君主父母师长的职责”。今天，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与原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

2011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者高举“世界是大家的”横幅。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因此，我们在理解古代乃至当今原社会的时候，需要认识到原与西方的本质区别。

西方传统的帝国和近代以后兴起的民族，都是具有很强的侵略性的，西方人开创了殖民时代，屠杀、驱逐了南北美洲、澳洲的原住民，非洲、南亚、东南亚沦为殖民地。

如果我们回顾原历史，就会发现，原皇帝很难在辽阔的疆土上照顾好百姓。即便在强大的时候，原历代皇帝也很少对外使用武力。之所以如此，一是他们认为战争会造成士兵的死亡和财力的消耗，更倾向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收服”，“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二是如果外部领土被占领，当地居民就成了王朝的“臣民”，朝廷要承担起照顾他们的全部责任，这通常是个很重的负担。诸葛亮打败南蛮部落后，并没有在当地设立郡守，只满足于南蛮将来不会造反，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而西方殖民者却根本不把非洲人和印第安人当平等人，不把他们全部杀光就已经很仁慈了，他们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生计负责。

明朝曾经非常强大，郑和下西洋时，原的造船技术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但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礼节性拜访和贸易，后来就因为航行成本太高而停止了。与郑和船队相比，欧洲人来到其他大陆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殖民地，掠夺当地的财富，奴役当地的居民，这是完全以武力实施的“海盗”行为。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原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明的本质区别。西方人担心原发展起来后会成为霸权，那是他们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投机的完全不同的文明。

自在和民主的概念不能

西方人倾向于把两个概念化。一是自在。他们认为个人自在是不受控制、没有禁忌的，是天赋人权。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自在购买和携带。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和行踪都是“隐私”，其他人和都无权知道。这与欧洲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发展历史有关。的权威一直受到世袭的封建传统和宗教规则的制约。

自古以来，特别是秦朝建立统一政权之后，原幅员辽阔，经常面临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重大自然灾害。这些灾害的控制需要由来管理，否则社会就会失序，就会发生动乱。民众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当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责时，民众接受的一些管理方式，比如在防疫期间民众出行要接受手机定位、“出行码”管理等。这些社会管理方式如果放在西方，民众会觉得是在干涉个人自在。

另一个是民主选举。西方社会把这一制度化，认为只有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才能实现公民的民权力利。但人们的投票很容易被一些偶然事件和情绪表达所引导。即使西方的选举制度确实反映了人们在某一时点的态度，但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人们在投票时的态度和立场，而媒体往往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控制。因此，投票结果可能并不反映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比如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一、二个百分点的选票差距做出的决定，可能并不符合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和冲突，较终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些在处理身份差异、重塑共同身份方面也有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正式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允许部分有天赋的黑人学生进入的中学，并采取优惠**吸纳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哈佛大学等大学。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哈佛法学院的博士。这些举措实际上增加了少数族裔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为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向名流动创造了机会。一批少数族裔社会精英的涌现，对提升少数族裔对和主流社会的认同感起到了主动作用。

在一个现代的法治，无论一个人生于哪个民族，母语是什么语言，较重要的身份依然是这个的公民身份，在整体的法律体系下，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

人类社会在交往过程中既有冲突的动机，也有合作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异可以作为标签，强化彼此间的差异，促使关系恶化、冲突；但同时也可以借此促进相互学习、利益互补，甚至形成新的“多元一体”格局。这里的“多元”指身份差异与个性，“一体”指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共性。

当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家园——地球，各国、各民族如何和谐相处、共同改善和解决各种问题，是对全人类的考验。

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那就是善待自然，“天人合一”，学会欣赏和善待其他和民族，“赏他之美”，以“和而不同”的态度看到彼此的差异但求同存异，在与往时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共享美好”，较终达到“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一个也应如此。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善于向别人、向其他学习自己所缺乏的美德和才能。只有通过这样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真确和谐的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作者：

马荣，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民族理论学者。1950年3月出生，回族，上海人。1968年至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工作。1987年获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与边疆发展、教育研究、人口迁移等。 出版有《民族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族社会学》、《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应用社会学研究》、《民族、民族与建设》、《人口迁移与民族互动：内蒙古赤峰的调查》、《原民族历史与原共同文化》、《原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展望》、《历史演变中的原民族话语》、《与在》、《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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