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业与宫廷淫风

 
    卖淫嫖娼，是性放纵、性泛滥的一种典型表现。在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和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对性采取了压抑、禁锢的态度，可是，妓女业却还是在进一步发展，和前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人欲”是消灭不了的，对自然现象加以压制，其结果只能是加强，而且是病态的加强，这既是某种性文化的渊源，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一、矛盾的两极

     宋代对文臣武将的控制比前朝严格得多，由于理学渐炽，吏议渐严，这种控制又逐渐从政治上发展到社会生活上。在北宋仁宗前后就开始对官吏狎妓加以限制，违者要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

     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还有一件事是广为人知的：

     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之辛苦耶？”蕊答曰：“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三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从以上两例看来，当时对官吏狎妓的处分是很重的。而那两位妓女——薛希涛和严蕊都是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出卖情人，从而使祖无择、唐与正免受处分，可称义妓，令人扼腕长叹。而朱熹（即朱晦庵）以道学先生自居，“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这是先进行犯罪认定，再去求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达到这卑劣目的，严刑拷打妓女，真太可恨了。

     当然，官吏与妓女私通，只要不被发现，也可逍遥法外。如张安道守成都时，和官妓陈凤仪私通有时，两情甚洽，张还给陈写过多封情书。几年后，张升任尚书，恐人摘其隐私，便委托姻亲王仲仪致书陈凤仪，把所有情书交王仲仪一起烧掉，才消除了心头隐忧。但也有不少官吏因此而受处罚。例如，刘涣知并州，因与营妓有私而谪为磁州通判；蒋堂知益州，因私官妓而迁河中府；苏舜钦提举进奏院，因召两军女妓置会为人告发，竟被削职为民。熙宁年间，“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这样是否可以杜绝官吏狎妓的行为呢？恰恰相反，上至皇帝，下至许多臣僚，对此都流连忘返，狎妓之风日炽。

     首先是皇帝带头。那个风流皇帝“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清人史梦兰在题为《宋艳》的诗中说：“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即是指此。

     《梦梁录说》：“朝廷御宴，是教坊歌板色承应。”《武林旧事》载：“丁未年拨入勾栏弟子，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等十四人。”《太平清话》说：“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时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棋为沈姑姑，‘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李端娘，‘影戏’为王润卿，皆宫中一时慧黠之选。”从以上史料看来，宋代宫廷和各种妓女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最荒唐的是宋徽宗，竟发生君臣同嫖的事。《贵耳集》说：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遇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词。李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时邦彦为开封府监税，命蔡京以周职事废驰，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之，知送周监税，至更初始归。道君怒云：“汝从何往？”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道君问有词否，云有《兰陵令》词，唱一遍看，曲终，道君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正。

     道君即宋徽宗，因信道教，所以起了这个名。周邦彦是宋代的一个著名词人，风流倜傥，精通音律。看来两人同恋一妓，宋徽宗权大势大，但在李师师心目中，可能周邦彦更有吸引力。宋徽宗可能也感到这一点，所以先由于吃醋而贬周，后又叫周为大晟正以免得过于得罪李师师，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李师师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妓女之一，后世有许多戏剧、小说、诗词都涉及李师师，对她还有一些研究与考证。小说《李师师外传》说她吞金自杀，但又有人考证她在汴京失陷后流落到南方，潦倒终生。宋人刘子翬《汴京纪事》中有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又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 云： “靖康中李生（指李师师）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打球）、吹笛袁毬、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于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可见，对李师师的后一说较为可信。

     南宋时期，政治腐败，官员生活腐化。不仅是皇帝纵情声色，狎妓淫乐，而据史书载，宋代的一些权臣，如王黻、秦熺、贾似道等几乎无不狎妓淫乐，腐化已极。

     王黻作相清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千，沿途作乐，固已遭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择取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艧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渺若在云问。熺处之自若。

     《宋史纪事本末》载：“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会其妹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召赴廷对，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游诸娼家，至夜即宴游湖上。”又载：“似道既相，进娼优奉帝为游宴，台谏有议者，宣谕使裁去，谓之‘节帖’”。直到南宋即将覆亡，“贾似道南窜，犹携所谓沈生、王生者自随，二生天下之绝色。”这真是十足的亡国之风了。以上这些做法，可谓放僻邪侈之至。更奇怪的是王黻，“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朋邪狎呢。”住室都要模仿娼家而筑，对嫖妓宿娼的迷恋可谓登峰造极了。皇帝如此，权臣如此，其他大小官吏狎妓也十分普遍，在史书与其它古人著述中，这方面的逸事与丑闻真是连篇累牍。如韩之纯“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游娼家，好为淫媟之语，又刺淫戏于身肤，酒酣则示人。”当时官员又有“纳妾求知”、“售妹入府”、“献妻入阁”等等丑行，不一而足。甚至谈禅也和淫乐混在一起，例如张镃说，如“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声音，皆谈般若”。

     文臣如此， 一些武将更是肆无忌惮。 如吴玠抗金屡立战功，《宋史》记载他“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抗金名将韩世忠也有类似情况，《中兴遗史》说他“晚年好游宴，常赴诸统制之请，莫不以妻妾劝酒，世忠必酣醉而后归”。常以部下的妻妾劝酒，可见已经放纵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文臣们在这方面还要顾忌一些“名声”，而武将往往有恃无恐，而朝廷对武将们也比较优容，不以礼教绳之。为什么宋代对官吏狎妓限制很严但此风更炽，这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对此，可以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来理解；可以从人欲不可灭的角度来理解；可以从国家愈是衰微就会愈耽于苟且与淫乐来理解；也可以从封建礼教历来是管下不管上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