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非人生活的“登峰造极”

 
    梁启超说过，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是“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有些人认为，清代二百余年的妇女生活也是这样，取前此二千余年的妇女生活，倒卷而缫演之，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 如扫落叶， 愈扫而堆愈厚。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极”了，“蔑以加矣”了，不能不回头了！

     一、捆绑手足的女教

     实行社会控制，一般都是通过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习俗规范进行的。在男权社会中压迫与奴役女子也是这样。法律规范的内容，则由皇帝的诏书与有关的法律条文颁布实行，而道德规范与习俗规范的内容则凝聚在形形色色的女教书籍中。

     清朝在这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集历代女教之大成，而且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实行得更为彻底；另一方面是，还有新创造、新发展。

     清朝最早出的一本女教书，是蓝鼎元的《女学》。蓝鼎元别号鹿州，父卒甚早，母教之读，长工诗古文，通治体，著书很多。《女学》一书成于康熙十一年（公元１６７２年）。这本书开篇为《女学总要》，只有寥寥数语，后列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篇，于四篇中分章别类杂引诸书故事传记以实之，间加按语，自云：

     妇以德为主，故述妇德独详。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继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则有事父母、事兄嫂，为嫡则有去妒，处约则有安贫，富贵则有恭俭，可常可俭则有若敬身，若重义，若守节，若复仇，为人母则有教子，为人继母则有慈爱前子，为人上则有待下，巫祝尼媪之宜绝则有若修正辟邪，而以其余者为通论——此则妇德一篇之大概也。

     妇言不贵多，要于当，则有若勖夫，若训子，若几谏，若守礼，若贤智，若免祸。

     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则有若事亲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丧、避乱之容。

     妇功先蚕绩，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各以其余者为通论，此则妇言、妇容、妇功三篇之大概也。

     这是清朝专讲女教的第一部宏大的著作。但是通观全书，就知道《女学》不过是采辑前人，汇诸家学说，把三从四德之理推演一番。不过，毕竟起了集大成的作用。

     过了十几年，有个叫陈宏谟的，作《教女遗规》，内容、观点与《女学》相仿。陈宏谟写过五种《遗规》 ， 《教女遗规》为其中之一。和他同时期的任启运著有《传通纂》，据说其中有《女教经传通纂》一书，编制可能也和《女学、《教女遗规》差不多。

     到了乾隆十六年（公元１７５１年），广东顺德有个叫李晚芳的女子编了一部《女学言行录》，人们认为比《女学》编得好些。李晚芳字慕猗，嫁梁远略，生二女一子。作此书时，她已６０岁了，编此书是为了教家人的。她死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１７６７年），死后１９年，她的儿子才把藏稿付梓。

     在《女学言行录》中，作者首先阐明了女教的重要。她认为过去那些女教书都有不足之处，所以还要编这本书。作者云：

     平治之道基于齐家，齐家之道责成夫妇；男治乎外，女治乎内，厥职维均，皆不可不学。然男子终身皆学之日，女子自成童以后，所学不过十年即于归而任人家政。事舅姑，奉宗庙，相夫子，训子女，和娣姒伯叔诸姑，齐家之务毕集，皆取给于十年之学，故学于女子为尤亟。近世所传，虽有班氏《女诫》、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若华《女论语》以及《女训》、《女史》、《闺范》、《女范》诸书，类皆择焉弗精，语焉弗详。即经有宋、周、程、朱、张诸大儒皆以风俗人心为己任者，间亦议论及此，而卒未有全书，是亦闺教一缺憾事也。

     不过，她编《女学言行录》，用的也是旧方法，她说：

     谨纂周、汉以来名儒淑媛之嘉言善行，可以补《周官戴记》之阙而有裨于齐家之助者，采辑成书，间附以己意。

     当然，她在书中发挥的地方比较多些。例如《总论》云：

     女学之要有四：曰去私，曰敦礼，曰读书，曰治事。盖妇德莫病于私，故以去私为首。私念净尽，则天理流行；天理者，礼也，故以敦礼次之。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居动作皆有规矩可循而不容越；然节目度数、亲疏隆杀具载于书，故以读书次之。读书则见礼明透，知伦常日用之事，责备无穷，自当着力事事而不敢怠惰，故以治事终焉。——四者皆所以检束身心，而立齐家之本，其叙有如此者。

     该书又说：

     女学之道亦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舅姑之道，曰事夫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生之事尽矣。而为教为学皆当谨于童年以端其始。……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故以事父母为首。就其天性未漓之时，引诱其易入之良心，各缀以古人贤者之事迹，令读之观感兴起，以从兽而戒不善。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教便可移于事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事舅姑、事夫子之道皆尽，则教子女亦不事外求矣。……而家焉有不齐者乎？随行各有工夫，随地皆有效验，四者皆齐家之道，所以验修身之功。

     从以上内容以及其它内容看来，议论虽多，但内容还不外乎过去的《女诫》、《女论语》等女教书那一套，女子还是要“事”你“事”他，恪尽妇道，而且应该从小训练起，“于童年以端其始”——这样才能“立齐家之本”，从而稳定封建社会。

     在清代，流传最广、害人最深的女教书，是王相母亲的《女范捷录》。王相，字晋升，江西临川人，曾经订正过许多启蒙的书，如《千家诗》、《三字经》之类，刻版流传；又把他母亲的这一部《女范捷录》和《女诫》、《女论语》、《内训》三书合订一起，命之为《女四书》，流毒所及，一直到民国初年，几乎每一个读书的女子启蒙时都读过。

     《女范捷录》共十一篇，即：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封建礼教的一些顽固、保守的观念，集大成于其中。例如：《统论篇》开头即曰：

     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照之仪；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

     《母仪篇》曰：

     天母地，天施地生；骨相象父，性气象母。

     《贞烈篇》说：

     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从婚，女无再适。

     从以上一些内容就可以看到，此书观点的迷信和腐败，并且竭力宣扬贞节观，封建礼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还有不少人“著书立说”，研究如何端肃妇道，压迫与束缚女子。例如清人陆圻的《新妇谱》说：“新妇之依以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侍三人，必须曲得其欢心，不可丝毫触恼。”那么怎样才能取得丈夫的欢心呢？《新妇谱》又说：“新毕姻时，一见丈夫，远远便须立起，若宴然坐大，此骄倨无礼之妇也。……凡授食奉茗，必双手恭擎，有举案齐眉之风，未寒进衣，未饥进食。

     ”以上这些论述都是说，女子在出嫁以后，在公、婆、丈夫面前，要使用所谓“曲道”，即阿谀逢迎，绝对顺从，不能有丝毫违抗。在丈夫面前，女子必须像奴隶一般地尽心侍候，实际上，女子就是奴隶。

     应当指出，到了清朝这个封建末世，礼教的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变成了一种十分悖背人情的家教。如清人黄正元所写的《欲海慈航》中所介绍的一则教子经验是：

     十二岁后，父即携之同寝，留心察其睡中动静。居常女婢仆妇奶子，不论美恶老少，概不许近。只此一关，能与守牢，功名寿算，终身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