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与娼妓并存

 
    到了明代，礼教的推行与普及程度，尤炽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可是，娼妓也更炽于前朝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同时，地方官妓由于政府的禁止和革除而结束了她们的风流使命，而市妓却代之而起，日益蔓延。

     一、明初的禁绝官妓

     在明太祖时，曾设官办妓院，如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以后，鉴于一些官吏沉溺于此，政多废弛，于是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于是，妓院就只对商贾和一般士民开放了。如侯甸的《西樵野记》云：“国初于京师尝建馆十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厥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中丞顾公佐始奏革之。故挟妓宿娼者有律耳。”

     禁止官吏宿娼，是由于皇帝采纳了臣下的建议，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禁止，是很严厉的，“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合谋的官员去富乐院宿娼，事情败露后，明太祖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又推而广之，惩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

     这当然是一种性控制，这种性控制反映出许多社会矛盾。官员可以合法地拥有三妻四妾，在私生活上可以满足其性欲需要，可是却不得像市民那样去狎妓——这种礼教和娼妓并存的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从本质上看，正如恩格斯所形象地指出过的那样，在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中，妻、妾与妓女的区别在于，妓女是“计件”工作，是“零售”，而妻、妾则是丈夫召之即来的永远的奴隶。官吏可以按其权势的大小，妻妾满堂，所以不必狎妓。

     同时，封建统治阶级也要在表面上维护政府的形象和“父母官”的形象。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贵贱不可相通，妓女的地位等同贱民，所以官吏不得与之私通。因为，“通”则“同”，“父母官”一嫖妓，尊严全无，等级就不再存在了。而那些商贾市民、下里巴人，反倒不受限制，可以纵情寻欢。

     看来，明太祖禁止官吏宿娼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他是个开国皇帝，颇想总结一些前朝覆亡的教训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官吏不贪财、不贪色也是其措施之一。他设立了富乐院，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又“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就表明，官方认为出入这些场所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以及某种文化的需要，又允许它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这种矛盾的做法自然不可能淳风俗、美教化、正人伦。明代以后，娼妓盛行，世风日下，“风俗淫靡，男女无耻”，影响十分明显。同时，对官吏来说，这禁令基本上也是禁而未止，作为被限制宿娼的官吏，尽管其性欲要求可以通过三妻四妾来满足，但是有些人还追求一种性的浪漫情调（正如宋徽宗微服出行与李师师幽会那样），由于这种浪漫情调被压制了，反而千方百计地去偷吃禁果。

     这种法令虽严、官吏狎妓照旧的情况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当时有以宰相之尊而挟妓侑酒者，如《尧山堂外纪》云：“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如以此事与明太祖的禁令相比，这种高等的“父母官”简直太不成体统。把统治者的脸面丢尽了。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还记载：“今上辛巳壬午间（明神宗万历九年、十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癸未甲申间（明万历十一年、十二年）临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之狱，所娶金陵名妓刘八者，亦在议中。刘素有艳称，对簿日呼之上，谛视之，果光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晤于某所，遂轻其罪，发回教坊。未几邢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至家，许久方别。”

     《敝帚斋余谈》还认为这是一种风流韵事，它说：“二公俱东省人才，名噪海内，居官俱有惠爱，而不矜曲谨如此。”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况，充分显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显示出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意蕴。

     二、明代妓女之盛

     明代中叶以后，娼妓越来越繁盛。严思慎的《艳》云：“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兢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这正是社会日益腐朽衰微的表现。谢肇浙《五杂俎》也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里叙述当时‘娼妓满布天下”，大都市成百上千，其他偏僻地区往往也有。有的妓院归官府管理，官府要收娼妓税，号称“脂粉钱”，犹如后世的“花捐”；而那些不隶属于官府的私人妓院就不可胜数了。

     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牧斋《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余怀《板桥杂记》云：“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这里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相兰、赵令燕、顾媚、董白、柳如是、李香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明代的妓女之盛，除南北两京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如大同的“婆娘”、扬州的“瘦马”，都很有名。《五杂俎》云：“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 什物之雅好， 皆边寨之所无者。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蓟镇城墙’、‘宜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可见，大同的妓女竟成为当时大同的一个地方特色了。《五杂俎》也描述了当时的扬州：“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扬州多妙女佳丽，崇祯田皇后也是“瘦马”出身，扬州“瘦马”之众，可想而知。